第1129章 德国的裙带关系 (第1/2页)
柏林。
一九四零年一月三日。
人民委员会大楼。
新年过后的第一次会议，韦格纳没有按原定议程开始。
他坐在长桌一端，面前搁着一份报告，封面是空白的，里面夹着十几张手写的纸条。
纸条是监察部送来的，内容是过去半年里各地反映的干部作风问题。
他把报告翻开，没有念，只是把其中一张纸条拿起来，看了两眼，然后放下。
韦格纳抬起头来，扫了一圈在座的人——施密特、台尔曼、克朗茨、迈尔、还有几个相关部门的负责人。
“今天的议程改了。”
他的声音很平，但会议室里所有人都听出了那种平后面的分量，
“先谈一件事。谈完了，再谈别的。”
韦格纳把那张纸条拿起来，念了上面的一行字——“某州工业委员会副主任，其子三年内从普通技工提拔为车间主任，其女从医院护士调任州卫生局科长，其妻从街道办事员调任州妇联副主席。
群众反映：一家四口，三年三级。”
他把纸条放下，又拿起另一张——“某区党委书记，其弟承包了区属建筑公司，其侄负责区属运输队，其外甥经营区属招待所。
群众反映：区里修路，包工头是书记的外甥；
区里运煤，车队队长是书记的侄子。”
他把这张也放下，又拿起一张——“某市驻军后勤部，部长之子入伍两年提干，部长之女经特招进入军校，部长之妻担任军属服务社主任。
群众反映：一家军装，全是军官。”
韦格纳把三张纸条并排摆在桌面上，十指交叉搁在桌沿上，身体微微前倾。
他扫了一圈在座的人，说了一段话，声音不高，但每一个字都落得很重：
“这几张纸条，是我从监察部半年的信访汇总里挑出来的。
类似的还有很多。
我没有都看。
我看不下去了。
同志们，我们革命多少年了？
二十一年。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，三百零四高地，我们打响第一枪的时候，我们在干什么？
我们在反对什么？
我们在反对剥削，反对压迫，反对一个人靠着出身和关系占着位子不干活，另一个人累死累活连饭都吃不饱。
我们革命，就是要打破这种东西。但现在——二十一年之后——这种东西又回来了。
它不是以地主和资本家的形式回来的。它是以‘同志’和‘家属’的形式回来的。
它比地主和资本家更隐蔽，更难查，更让人说不出话来。
因为人家不是地主，人家是‘革命干部的家属’。
人家不是资本家，人家是‘为革命做过贡献的老同志的后代’。
你说他不对，他说你‘忘本’。
你说他搞特权，他说你‘打击革命干部’。
你说他搞裙带，他说你‘破坏同志感情’。”
施密特把烟斗从嘴里拿下来，搁在烟灰缸边上。
他没有说话，但脸上的表情很沉。
克朗茨坐在对面，双手搁在桌面上，手指头攥得发白。
台尔曼靠在椅背上，眼睛看着天花板，像是在想什么很远的事。
迈尔翻开一个本子，拿起笔，开始记。
韦格纳继续说：
“我们分析一下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。
第一，权力长期集中在少数人手里，没有流动，没有轮换，没有有效的监督。
一个人在一个位子上坐久了，关系网就织起来了。
他的儿子、女儿、侄子、外甥、老部下、老战友——这些人都是他的‘关系’。
这些‘关系’需要一个出口，需要一个‘安排’。
不安排，就是‘不近人情’。
安排了，就是‘用自己人’。
第二，革命胜利之后，干部队伍从战时状态转入和平状态。
战时要打仗，谁能打谁上。
和平时期不打仗了，谁跟谁亲近谁上。
战时的标准是能力和战功，和平时期的标准变成了关系和背景。
第三，对这群人来说，物资是短缺的。消费品是不够的，住房是不够的，好学校是不够的，好医院也是不够的。
这些东西本来应该按需分配，但有些干部先拿走了。
先拿走之后，他们又不愿意放手，因为放手就意味着自己和家人要跟普通人一样排队。
第四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条——我们有些干部忘记了革命是为了什么。
他们觉得革命成功了，自己‘有功’，应该享受。
他们把‘人民公仆’这四个字念成了‘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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