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3章 绝望与希望 (第1/2页)
1938年5月，徐州失陷的消息传到上海时，刻律德拉只是轻轻叹了口气，将报纸放在桌上。
租界咖啡馆里的其他外国侨民还在热烈讨论着战局，有人预言“中国将在三个月内投降”，有人争辩“日本人战线拉得太长，迟早会崩溃”。刻律德拉安静地搅拌着杯中早已冷却的咖啡，没有加入讨论。
她已经习惯了国民政府的持续溃败。从淞沪到南京，再到徐州，每一次撤退都以“战略转移”为名，实则伴随着巨大伤亡和国土沦丧。军事上的失误、指挥的混乱、内部的倾轧——她在西班牙见过类似的情况，那时共和国内部共 chan dang、社会党、无政府主义者互相攻击，最终导致失败。
但一周后传来的消息，让她平静的面具彻底碎裂。
“黄河决堤了？”刻律德拉从椅子上站起来，手中的茶杯摔在地上，发出清脆的响声。
陈先生脸色凝重地点头：“6月9日，国军炸开了花园口黄河大堤。说是为了‘以水代兵’，阻止日军西进。”
刻律德拉感到一阵眩晕，她扶住桌子：“他们疏散民众了吗？”
“几乎没有。据说命令下得很仓促，连许多部队都没通知到，更不用说平民。”
刻律德拉闭上眼睛，前世作为“凯撒女皇”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。在翁法洛斯，元老院曾要求打开“水门”（一种泄洪装置）以“抵挡”黑潮——那是毁灭性的，会淹没整个平原，无数平民将葬身水底。她拒绝了，宁可让军队在陆地上血战。
“如果我是决策者我会拒绝这个提议。”她低声说，声音颤抖，“因为我知道，以水代兵若不组织疏散，与屠戮无异。”
陈先生困惑地看着她：“什么？”
“没什么。”刻律德拉睁开眼，眼中是压抑的怒火，她只是没想到，这个世界的道德水准……她以为会高一些，但她醒悟自己想多了。
她走到窗前，望着租界外灰暗的天空。黄河流经的省份——河南、安徽、江苏——数千万人将陷入汪洋。日军机械化部队或许会受到阻滞，但那些没有撤离的平民呢？那些世代居住于此的农民呢？那些村庄、田地、牲畜呢？
“炸开黄河堤坝不仅仅没能达到预期，还摧毁众多良田。”刻律德拉转身，声音冰冷，“而且我敢打赌，溃败的国军会变成兵痞四处劫掠，给灾区带来深重灾难。军队一旦失去纪律，比洪水更可怕。”
陈先生沉默片刻：“我们要做些什么吗？”
刻律德拉摇头：“我们能做什么？收集证据，记录下来，等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，让历史审判所有罪人——不论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自己犯下的罪。”
那晚，她在日记里写道：
“1938年6月10日，上海。
今天得知国民政府炸开黄河花园口大堤。官方声称是为了阻止日军西进，实施‘以水代兵’。
简直不可理喻！不组织疏散就放洪水，这是对人民的背叛。我太清楚大洪水的可怕了——不仅是瞬间的死亡，还有长期的瘟疫、饥荒、流离失所。
前世在翁法洛斯，元老院曾提议过类似的做法。我拒绝了，因为统治者对人民负有责任，不能为了军事目的牺牲无辜。
来到这个世界后，我原以为这里的道德水准会更高一些。但我错了。战争中，人性总会在压力下暴露出黑暗面。
黄泛区将成地狱。而这一切，只是为了迟滞日军几个月——甚至可能达不到这个效果，因为日军完全可以绕道。
悲伤的是，我对此无能为力。我只能记录，等待有一天真相大白。
但今天，我决定不再只是记录。我要去武汉——日军的下一个目标。如果武汉会战是不可避免的，那么至少让我在那里见证，在那里帮助。”
1938年6月下旬，刻律德拉抵达武汉。
与上海沦陷后的压抑、南京沦陷前的绝望不同，武汉的气氛截然不同。这座城市充满了奇异的矛盾感：一方面战争阴云密布，日军兵锋已指向长江中游；另一方面，抗日热情空前高涨，标语贴满大街小巷，学生团体组织募捐，剧团在街头演出抗日剧目。
刻律德拉在汉口的旧租界区找到住处——一栋三层小楼的顶层，房东是个英国商人，正准备撤离回伦敦。
“你真的要在这个时候来武汉？”房东一边收拾行李一边问，“日本人很快就会打过来。”
“所以更需要有人在这里。”刻律德拉说。
安顿下来后，她做的第一件事是打开收音机，调到中央社频率。广播里正在播报战局：
“……日军第106师团冒进至万家岭地区，陷入我军包围。第9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将军表示，将坚决歼灭该股敌军……鄱阳湖、大别山地区我军节节抵抗，予敌重大杀伤……”
刻律德拉听着，心里却想着别的事。她有战场直觉——那是无数次生死边缘磨砺出来的本能。万家岭，这个名字在她脑海中盘旋。她铺开军事地图，手指在上面移动：万家岭位于南浔铁路西侧，地形复杂，日军第106师团孤军深入……
“这里会是转折点。”她低声自语。
第二天，刻律德拉以记者身份前往第九战区司令部申请前线采访许可。接待她的军官是个年轻的湖南人，姓刘，佩戴中校衔。
“意大利记者？”刘中校翻看她的证件，“《米兰晚邮报》……现在很少有外国记者来武汉前线了，大家都觉得这里守不住。”
“我认为能守住。”刻律德拉说，“至少一段时间。而且，这里会发生一些重要的战事。”
刘中校抬起头，眼里闪过一丝惊讶：“你这么认为？”
“万家岭。”刻律德拉指着地图，“日军第106师团轻敌冒进，地形对防守方有利。如果指挥得当，可以打一个漂亮的围歼战。”
刘中校沉默片刻：“你和我们司令长官想得一样。他正在调集部队，准备在万家岭吃掉106师团。”
采访许可很快被批准。刻律德拉没有耽搁，立刻前往鄱阳湖前线。
鄱阳湖地区的景象让刻律德拉想起了西班牙的某些战场——不是地形相似，而是那种临战前的紧张与忙碌。中国军队在湖边构筑工事，炮兵阵地隐蔽在树林中，士兵们疲惫但仍在坚持。
她采访了几支部队。第74军的一个连长——姓王，江西人，脸上有新鲜的伤疤——说：“我们在庐山上守了二十多天，日本人攻不上来。现在调到这里，还是那句话：鬼子来了就打，打死一个够本，打死两个赚一个。”
另一个老兵——参加过淞沪和南京战役的老兵，手臂用绷带吊着——说得更直接：“武汉不能丢。丢了武汉，中国就真没地方退了。重庆太远，山区太多，工厂搬不过去。”
刻律德拉问他怕不怕。
老兵笑了，露出缺了两颗门牙的嘴：“怕？怕就不当兵了。但说实话，比起怕死，我更怕输。输了，子孙后代都得当亡国奴。”
这些采访让刻律德拉对这场战争有了更深的理解。在上海和南京，她看到的多是溃败和绝望；但在武汉外围，她看到的是韧性和决心。这不只是政府宣传的结果，而是普通士兵和民众自发的抵抗意志。
然而，她也看到了问题。
在前往马当要塞的路上，刻律德拉遇到了一个让她忧心忡忡的场景：要塞守军正在举行“结业典礼”——某个军官办的“抗日军政大学”结业，各级军官受邀参加，大摆宴席。
刻律德拉找到要塞指挥官李韫珩，提醒他：“日军很可能趁此机会发动进攻。前线指挥官集体离开岗位，这是兵家大忌。”
李韫珩不以为然：“日本人在休整，不会这么快进攻。而且我们有完善的防御体系，马当要塞固若金汤。”
“没有哪个要塞是攻不破的。”刻律德拉严肃地说，“而且防御的关键是人。如果指挥官不在，士兵没有指挥，再坚固的工事也没用。”
她的警告被当成耳旁风。李韫珩甚至邀请她参加宴会，被她拒绝。
三天后，刻律德拉的预感成真。日军波田支队趁夜突袭，马当要塞守军因指挥官缺席、指挥混乱而迅速溃败。这个被蒋介石寄予厚望、“至少能守一个月”的要塞，一周内失守。
刻律德拉在报道中如实记录了这一事件，但稿件被审查部门扣下——“影响士气”。她只能在日记里写道：
“1938年7月初，马当要塞失守。我在战前提出警告，但无人理会。
（本章未完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