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六章 烽火南洋 (第2/2页)
，则割地之痛将永无休止。
弟本一介商贾，不知军国大事，唯以此微躯所能及者，竭尽全力。然今日之事让弟明白：金山银山，不如自家一座靠得住的山。
——弟 张振勋 顿首“
信寄出去之后，他等了二十七天。回信来的时候，他正在码头上检查一批要发往福建的药品。黄阿福举着信跑过来，他擦了擦手才接过，拆开来看。
左秉隆的字他认得，端正沉稳，笔笔有劲。信上没有寒暄，开头就是一句：
“振勋兄大鉴：来信读罢，掩卷良久。兄言'朝廷若不自强，我等在外头挣再多钱，也只是洋人眼中的肥肉'，此语切中时弊，弟深以为然。“
后面几段说的是朝中洋务派的近况，李鸿章如何如何，张之洞如何如何，总理衙门正在筹划哪些新事。最后一段话，左秉隆写得很轻，可张振勋看了三遍：
“所以更需要你这样的人回来。不是现在，是等你准备好的时候。大清的病，不是几场胜仗能治好的。根子太深了，得有人从外面往里挖。你懂机器、懂银行、懂轮船，你在南洋跟洋人打了二十年交道，你比朝里那些只会背书的翰林，更知道洋人的脉门在哪。回来，不用做官，做你的事就好。“
张振勋把信读了三遍，折好，贴着胸口放进了内袋——跟那幅写着“器识恢宏“的宣纸放在一起。
他站在码头上，看着眼前的巴达维亚港。货轮正在装船，华人工人扛着麻包走过跳板，汗水滴在木板上，留下深色的印子。远处海面上有一艘法国商船正在靠港，白色的船身上漆着三色旗，船头站着几个穿着笔挺制服的法国人，正在谈笑风生，仿佛过去那两年的炮火跟他们毫无关系。
“阿福，“他忽然开口，“你说，这世界上有没有一条路，是我们华人不用看别人脸色也能走得通的？“
黄阿福被他问住了，眨了半天眼，才磕磕巴巴地说：“掌柜的，您已经走得挺通了。您都把船公司买下来了。“
张振勋摇了摇头。“还不够。差得远。“
他没有再说下去，转身往裕和行的方向走了。黄阿福跟在后面，看见他家掌柜的背挺得笔直，可脚步比平时沉了一些，鞋底碾在码头的水泥地上，留下一道看不见的痕。
中法战争结束后的第二个月，张振勋在巴达维亚的办公室里接待了一位法国酒商。
那是个瘦高的中年人，留着两撇修剪得极精致的胡子，自称叫杜兰德，代表波尔多地区几家酒庄来南洋开拓市场。他给张振勋递了一张名片，然后打开随身带来的皮箱，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十二瓶葡萄酒——拉菲、玛歌、拉图，每一瓶都用软木塞封得严严实实，瓶身上贴着烫金的酒标。
“张先生，“杜兰德的英语带着浓重的法式尾音，“这是战争之后，我们法国第一次重新大规模向中国和南洋出口葡萄酒。我知道您是大商人，希望您能帮忙分销。“
张振勋坐在大班桌后面，没有立刻回答。他拿起一瓶酒，对着窗外的光看了看——酒液清澈透亮，呈深宝石红色，瓶底的沉淀物极少，是上等的货色。他又看了看瓶身上的酒标，上面印着酒庄的名字、年份、产区，每一个细节都标注得清清楚楚。
“杜兰德先生，“他放下酒瓶，看着对方，“你们这酒，在中国能卖多少钱一瓶？“
杜兰德报了一个数。张振勋听完，轻轻“哼“了一声。那是他在南洋跟荷兰人谈了二十年生意之后练出来的“哼“，短促、低沉，里面没有任何情绪，可对方一听就知道——“你开价太高了。“
“张先生，这是好酒。波尔多的顶级酒庄，法国皇室御用的——“
“我知道是好酒。“张振勋打断了他，“可你弄错了两件事。第一，中国人不是不喝酒，中国人喝了几千年的酒，黄酒、白酒、米酒，各有各的门道。你拿葡萄酒来，要让人家换口味，那你的价钱就得让人家愿意试。你这个价钱，只有极少数人愿意试，大部分人看一眼就走了。第二——“
他把那瓶酒搁回桌上，手指在瓶口轻轻叩了两下。
“——你们法国人打了一仗，没能把我们中国人打服。可你们转头就打算用这瓶子里的东西，把我们中国人的银子一箱一箱地搬走。杜兰德先生，你说，如果你是中国人，你乐意吗？“
杜兰德的脸红了一下。他收回了那瓶酒，讪讪地笑着，说“再考虑考虑价格“，然后告辞了。
张振勋送走他之后，没有回办公室，而是去了码头。他站在码头上看了很久那艘法国商船，船上的货舱里装满了葡萄酒，一排排木箱码得整整齐齐，贴着“波尔多原装“的标签。那些酒即将被运往广州、厦门、上海，卖给那些追捧洋货的富商和官员，一瓶酒的价格，抵得上一个中国农户半年的收入。
张振勋想，战争期间，法国葡萄酒大量倾销到中国沿海的通商口岸，法国人用他们的酒来换我们的银子，一船酒过来，几船银子回去。这桩买卖，我们亏得厉害。法国人用炮舰开了中国的门，又用他们的酒来灌中国的喉咙——这口气，他咽不下去。
他忽然又想起很多年前，刚到巴达维亚的时候，有一次他帮一个英国商人搬货，累了一天，对方赏了他半杯喝剩的葡萄酒。那是他第一次喝葡萄酒，又酸又涩，他皱着眉咽下去，心里想：“洋人喝的这是什么玩意儿？“
可后来他喝得多了，慢慢喝出了门道。他发现葡萄酒这东西有个好处——它跟气候、跟风土、跟种葡萄的人的手艺息息相关。同样的葡萄，种在波尔多和种在巴达维亚，味道就完全不一样。这东西，骨子里是“土地的产物“。
而中国，最不缺的就是土地。
他站在码头上，忽然想起了什么，快步走回办公室，翻出一本前些年在英属印度买来的旧书——是一本关于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的英文手册，当时翻了几页就搁下了，因为觉得“跟自己的生意没关系“。可此刻他重新翻开那本书，找到关于葡萄种植和酿造工艺的部分，一个字一个字地读。有些专业术语他不太熟，就翻字典查，查不到的就圈出来留着。窗外的天已经黑了，他点起油灯，继续读。灯花爆了一下，他把灯罩拢了拢，重新低下头去。
书页上有一幅插图，画的是法国的葡萄园，一排排的葡萄架整整齐齐地排列在向阳的山坡上。张振勋看着那幅画，忽然想起自己在苏门答腊的种植园。那里的土壤、气候、阳光，跟法国的葡萄园比起来，到底差在哪里？为什么法国人能酿出好酒，而中国没有？
他把这个问题放在心里，像放一颗还没发芽的种子。他不知道这颗种子将来会不会长大，他只是觉得，一个人活到四十四岁，该为自己、为这片土地留下点什么东西了。钱是留不住的，地也是留不住的。能留下来的，只有那些能让人记住名字的东西——一座桥、一条路、一个学堂，或者一瓶酒。
最后，看到扉页上写着的一句话：
“好酒生于好土。每一瓶葡萄酒里，都装着一片风土。“
他合上书，把它放在枕边。然后他熄了灯，躺下来，听着窗外的海风一声一声地吹过屋檐。南洋的夜色覆盖着整座巴达维亚城，也覆盖着几千海里之外的那个正在从战火中慢慢爬起来的国家。
他闭上眼睛。黑暗中，那本葡萄酒译著的封面在他脑海里浮现了一下，然后沉了下去，像一粒被水流带走的种子，落进了看不见的地方。
那年秋天，张振勋去了一个地方——槟城郊外，一位英国退休农学家开的葡萄园。
葡萄园不大，不到十亩，种着从欧洲引进的几个品种。农学家叫白韦利，六十多岁了，满头白发，在新加坡一带种了二十年的试验田，想找出哪些欧洲葡萄品种能适应东南亚的热带气候。他见了张振勋很高兴，领着他一排一排地看葡萄藤，絮絮叨叨地说着“这个品种怕雨““那个品种怕热““要在山坡上种““排水很重要“。
张振勋听着，在一个本子上记了很多。记到后来，他忽然问了一句：“白韦利先生，你说——如果把同样品种的葡萄藤，种到中国的土地去，如河北、山东那一带，会怎么样？“
白韦利想了想，推了推眼镜，慢悠悠地说：“理论上，中国北方的气候更接近欧洲大陆，四季分明，冬天冷，夏天热，昼夜温差大——这样的条件，葡萄反而更容易长得好。我在南洋种了二十年，最大的问题就是冬天不够冷，葡萄藤没法'休息'。你如果去中国北方种，说不定比在这儿种得好。“
张振勋合上本子，站在葡萄园的田埂上，朝北望了一眼。北方是海，海的尽头是他三十年前离开的那个国家，是他刚捐了十八万两银子却依然挨了打的朝廷，是左秉隆在信里写的“病根太深“的地方。
可他心里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。很轻，像一颗葡萄在藤上被风吹得微微晃了晃。
他低头看了看手里的本子，上面密密麻麻记着葡萄的品种、土壤的要求、酿造的温度。他不懂这些，可他明白一件事——法国人能拿葡萄酒来搬中国的银子，那中国人为什么不能自己种葡萄、酿自己的酒？种在山东、河北、山西，种在那片既有冬天又有夏天的、四季分明的、让葡萄藤能好好“睡一觉“的土地上。
他回到巴达维亚之后，开始留意一切跟葡萄种植有关的书报。他托人从法国、德国、英国买了十几本葡萄酒酿造的专著，又让老汤去打听有没有懂葡萄酒的华人技师。老汤问他要做什么，他只回答了三个字：
“先学着。“
老汤没再问，可那三个字被老汤记了很多年。直到多年后，张振勋终于在山东烟台买下那座荒山、插下第一株葡萄藤的时候，老汤站在旁边看着他，忽然想起今天——想起那个站在槟城小葡萄园田埂上的下午，想起他家掌柜的朝北望了一眼、然后低头在本子上写写画画的样子。
原来那时候，那颗种子就已经种下去了。